田建荣 | 论科举考试中的“文武分途”
原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1-21页。本文为观点摘编。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作者简介：田建荣，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科举考试“文武分途”的历史演进
文举和武举是我国古代科举的两条基本仕进途径。文举创设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武举直到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才设立，属军事性常科科目，其法旨在选拔军谋宏远，堪任将帅之武艺人才，比文举建立晚了近一百年。而1901年武举被废除，又比文举早废除四年。
建立武举制度，用考试的方法把选拔武艺人才纳入科举的轨道，这既是武则天的一项创举，也是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客观要求。初建时期的武举考试就是一种和进士科考试不同的选拔人才的办法，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骑射及运用武器的本领；二是身材、体力和体能等身体素质与条件。
宋代，武举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神宗时，枢密院修撰《武举试法》，逐步确立了和文举同等的三岁一贡举的三级考试制。到孝宗乾道五年（1169），和文举一样，殿试后第一名赐武举及第，其余并赐武举出身。
元朝统治时期，为了防止汉人的反元斗争，《元律》规定不许汉人拥有武器，不得集会，更不得研习武艺。因此武举制度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武备官员的选拔任用主要是靠世袭和推荐。
至明清两代，武举达到了中国科举考试发展的巅峰，考试体系日趋成熟，自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诏令设置武举以后，明清武考，三年一试，基本未断，并且在考试规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更加严密、规范和完备。
在实行武举考试的朝代，武举经常迟于文举而恢复，或废兴无常，甚至围绕武举的存废朝野上下经常争论不休，更有很多人质疑武举存在的必要性，历代皇帝也曾多次下令停废过武举，但总是旋罢即复，中国封建时代的人才选拔始终在文、武同时开科取士的科举老路上运行，并渐次形成和始终保持着“文武分途”的科举局面。
二、“文武分途”长期存在的原因
（一）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历史性选择
造成科举考试“文武分途”现象的出现，主要责任首先是最高统治者。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国之君，往往有着引领风气之先的巨大作用。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武地位明显转变和实质性开启“文武分途”走势的重要关节点。与持续压制武将情形形成对比的是，宋太宗对文官予以更多的提升和任用，甚至包括使用文官参与最高军事决策。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虽在为吴王时就下令设文武二科取士，但反对立武学，用武举。其主张与做法实质在于废武，而这与他对武人的猜忌有关。
可见，文武分途并不是世人的刻意选择，也不是所谓学科或知识层面的专业化，它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其本意是让文武官相互监督和制约，可以看作是古代分权的一种手段。只不过统治者更加警惕掌握兵权的武将，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向文官倾斜了。
（二）文、武本身巨大的差异性
中国古代所谓的“文”和“武”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武”为军事、技击、强力之事，“文”为非军事的礼乐教化之事，二者之间有明显的本质性区别，其本身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1.官分文武，职事不同。
随着古代职官制度的完善，文武官制的区分愈加明显和规范化，并逐渐走向文武分途。伴随着唐朝科举考试制度的实行，文人阶层大兴，进展到宋朝文武分途已基本定型。从此，文官和武官便以不同的官阶来标志身份，各自从不同的途径获取官位，又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升迁，在不同的领域里为国效力，文官治文事，武官治武事，二者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当然，文官和武官如此界限分明地成为两个官僚群体，在某种意义上，伴随着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失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2.人有不同的文武喜好和差异
我国古代学术在春秋以前基本上也是综合性的，讲求文武兼备。也是从战国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人才培养开始逐渐遵循“因材施教”之原则，讲求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与专业特长，或偏于文，或专习武，出现了教育上的“文武分途”现象。至科举制建立，国家分设文科、武科等，为具备不同条件和特长的士人提供了不同的上升渠道。期间，虽然通过文科举上升的空间更大，但借助武举中第，也能满足一部分人的兴趣、爱好与专长，造就一批杰出的武艺人才。这种武科考试，是古代科举考试适应不同人才选拔的科学的制度安排。
3.文武人才的培养方式不同，武艺人才成长常受经济条件限制
武举制度设立之初，应试的武举人只能自学兵书武艺，这对于那些有志于投考武举却没有学习条件的人是非常不利的。相对于参加文举十年寒窗，主要靠自学、读书、治学就可获得功名不同，武科习试，技术含量高，要求严格，非有教师指导不可，而一般穷乡僻壤之武士，无门可入，亦不得一顾。特别是武科习试之费用一般十倍于文科，俗话有“富武穷文”之说，故一般寒素人家不能一顾。
（三）武学教育的极端落后
虽然文举和武举的考生都有乡贡和生徒之分，但无论从学校的等级、规模和出路，特别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武学教师等方面来讲，武举都不能和文举相比。
1.设学晚，规模小，又不能持续
武学教育从一开始就较之于太学等逊色很多，不仅没有伴随武举制度创立而设办武学，即使武学建立后，也是存废不定，教育规模很小。
武学最早创办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这是我国科举时代建立武学之始。但总共只存在了短短的九十三天。神宗熙宁五年(1072)，武学正式纳入宋代的官学体系，成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的专门学校。经历几度兴废，南宋武学的建设才真正步入正轨。
从办学规模来看，受统治者扬文抑武总政策的影响，武举和武学在历代都不为人们所重视，办学规模较小。如北宋熙宁年间，武学被分为上、内、外三舍，生员及应举者不过200人，这还是宋代武学人数最多的时期。在北宋30科武举考试中，有不少科武举录取人数仅10余人，最少时只有2人或6人，这就严重地制约了武学发展规模的扩张。
2.教学内容和形式未能凸显特色，没有产生杰出的办学者或武学教师
宋代武学生的考试策问主要以“武经七书”为依据，有此引导，很多人只是专注于精读和研讨兵书，结果善读孙、吴兵法的人，未必武艺高强，在整体文治思想的影响下，武学生也大多只会纸上谈兵。明永乐年间，军队已建立专用火器的神机营，火药及火器用于战争大大改变了战争方式和军队建置。然而这些变化在明代京卫武学和卫所武学的教学内容中都没有反映，技能训练也还只有弓马，这和当时的军事实际明显脱节。
从整体上讲，古代武举和武学并没有选拔出，也没有培养、造就出十分优秀的将帅。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武学师资欠佳。宋朝武学教师“以文士居多”，要么是学者，要么是诗人，但大都不是军事学家。加之武学博士的地位低、待遇不高。这无疑严重的挫伤了武学教师致力于武艺研习和专心从事武学教育的积极性，进而限制了武学教育向高水平发展。
3.武学成为武举的附庸
武学是“应举教育”的一部分，生员毕业一般不直接除授官职，而是参加全国统一组织三年一次的武举考试，考中者才被授予相应官职。武学生员在武举考试中享有相应不同的优待，这就把习武、应考和做官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众多习武之人敞开了一扇进身之门。
但武举及第者所授官职整体上品秩很低，有的所授之官为无品官，进士状元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时就被授予从八品的将作监臣,而武状元长期只授九品官。在升迁方面，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这不仅极大地挫伤了武人的积极性，还使已有武职纷纷设法改转文职。朝廷也为武举人试换文职设立了专门的考试，这样无形中导致了仕途投机者的产生，给武举本身带来了重大损害。
三、“文武并重”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启示
讲求“文武并重”历来都是国人追求的目标，也是武举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首倡“文武并重”：“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只是“至孟子传道，已似稍差。流到汉、宋儒，峨冠博带，袖手空谈，习成妇人女子态”，全然抛弃了孔子讲文习武的传统，改变了儒家的学风。自两汉以后，开始以单纯尚武向文武并重转变。但后来统治者独尊儒术，崇尚理学，更偏重于文治而忽视武功。一般文人则只顾埋头读书，做八股文章，身体多十分软弱，“手无缚鸡之力”逐渐成为书生的代名词。
在制度层面，唐代文武分途并不严格，尤其是五品以上官员的选任机构合一，为出将入相、由文转武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对于六品以下的低级官吏，国家也从政策上提供了制度保障。
至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明确表达了“文武兼备”的思想，这是王安石针对宋代士子多文弱，社会重文轻武，学校选举文武异事，致使宋朝内忧外患，一时并至，而提出的改革措施。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恢复设立了武学，改革了武举试法。
在南宋，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面对抗金斗争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论辩，充分反映了两派在文武之道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朱熹认为，现实事功从属于“本心”，只要诚意正心，什么问题都容易解决。陈亮则认为只有文武兼资，智勇结合，才能在抗金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明末清初的教育家颜元对宋、元理学家们崇文抑武的主张，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感到深恶痛绝。为此，他大力提倡“文武相济”，全面发展，主张“教文即以教武”。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自身也一直在追求文武并重的理想人格模式，使得古人在对待文化修养的平衡点上把握得极为科学，致力于形成文武双全的人格特征。明人李贽就曾有言：“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日逐不离觿玦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思患预防，文武兼设，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
与“文武分途”和“文武兼备”这对矛盾相对应的，是长期以来古代文人“尚武”和武人“右文”的现象。文武关系越不平衡的时代，这种现象越盛。宋明两代的文士尤好谈兵，除范仲淹、陆游、王守仁之外，宋人辛弃疾，明代文臣于谦、张居正等均著有兵书。同样，武人“好文”的例子也有很多，很多武官都希望成为“儒将”。但这种寄希望于文武全才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的，正如王夫之所言:“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矣。”可见“文武分途”与“文武兼备”的矛盾不仅困扰着古人，也是今人需要急迫解决的难题。
现今，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新的高考改革方案确立“文理不分科”，取消自主招生联考以及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这些措施从出台背景、操作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看，都与科举时代的文举和武举在并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非常相似。自近代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以来，我国高考制度中的文理分科改革与争议就一直不断，总的来说，存废交互出现，以分为主，并伴随着“合时议分，分时论合，分合无常”。而高等教育领域长期以来重文轻理、重学轻术、重普通高等教育而轻视高等职业教育，特别是这些年来，高职教育和高职高专招生就如同当年的武举和武学教育一样，备受社会冷落，并不断产生招生困扰。究其原因是除了社会各阶层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和颜面而厚此薄彼之外，来自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的哲学精神从古至今都是取舍中的基本测度。以史为鉴，今后在探索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改革的过程中，一定不能重演武举的历史悲剧，更要警惕把高职招生考试沦为“武举式”的人才选拔模式。同时，要慎重对待“文理不分科”问题，不能“一刀切”式的处理自主招生联考，务必在“分合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有效把握和运用中国考试历史发展的规律。
（配图来源于网络）